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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尊严，未必体现在权力面前，更多地表现为一位读书人的清高与自重。他的身上，有典型的士大夫气质，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与一般人比较，中国士大夫最突出的是有家国天下情怀，无论富贵还是贫贱，皆不以一己之利益或趣味为满足，操的是治国平天下之心。

启蒙钱穆家国天下关怀的，是一位体育老师。他7岁入私塾，10岁进了家乡无锡荡口镇的新式学校。教体育的是同一个家族的钱伯圭先生，他曾经游学于上海，是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人。

有一天，伯圭师牵着钱穆的手，问：“你读过《三国演义》吗？”钱穆点点头，伯圭师正色曰：“此等书以后不必再读！一开卷即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之错乱，今日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理了便不再乱，我们以后要学他们！”一个10岁的孩子，听了老师的这番话，竟然“巨雷轰顶，全心震撼”，钱穆晚年回忆说：从此74年来，我的用心，全在这一问题上，“余之毕生从事学问，实皆伯圭师此一番话有以启之”。[注2.]

余英时说：“钱先生自独立思考以来，便为一个的问题所困扰，即中国究竟会不会亡国？他在新亚书院多次向我们同学讲演，都提到梁启超的‘中国不亡论’曾在他少年的心灵上及其巨大的震动……他深深为梁启超的历史论证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注3.]

作为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史学大师之一，钱穆完全是自学成才，连中学也没有读完，曾经想考北京大学也不得其门而入。他以一己之努力，先后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与《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严密的考证和细致的梳理，推翻了流行于世的前人旧说，而震撼学界。

20世纪的中国史学，依然以乾嘉的考据学为正宗，钱穆以实证研究闻名，有天生的考据功夫，按照如此的路径依赖，大可在史学界一帆风顺。偏偏钱穆为少年时代播下的家国天下关怀所刺激，不满足于当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有更大的抱负与雄心：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

他以考证见称于世，却不讳言自己的考证只是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目的，那就是从历史上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无法用实证的方法找到的，它只能在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中去体会和阐释。在欧风美雨冲击之下，近代以后的中国不仅失身，而且还丢失了自己的灵魂，这是让钱穆最痛心的。余英时说老师“一生为故国招魂”，真是画龙点睛之论。

钱穆平时与得意门生讲得最多的，是关怀要大，目光要远：“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

对于他的前辈梁任公，钱穆未必敬佩他的学问，却倾心赞同他的关怀与问题路径：“任公讲学路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注4.]

钱穆还将王国维与梁启超作了一个比较，王国维比起任公，虽然路径二流，但考证的着眼点很大，不走零碎琐屑一途，也能算一流学者。钱穆在这里说的“路径”，是一种问题意识和背后的关怀，而考证，则属于工具层面的功夫论，顶尖的学问，必定有一流的“路径”和一流的考证。“路径”二流，也不要紧，只要像王国维那样，不陷于鸡零狗碎的烦琐之途，致力于大问题的考证，也同样可以是一流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