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政府的质量监管发挥了一定主导作用，但从目前现状看，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产生中国质量问题的原因分析，目前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原因是政府，即政府对质量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质量治理不得力，抑或是地方行政机构基于财政、就业、经济等方面考虑，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第二类原因是企业责任主体的缺失，突出表现为企业家质量素质缺陷和企业在生产经营环节中故意弄虚作假;第三类原因是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发展水平滞后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需求，以及社会公众的质量文化水平亟待提高等。

 

　　基于以上原因，学界发表了多篇论文进行阐述，各地政府也纷纷改进质量监管政策，但事实却一再证明，这些改进措施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国质量问题。其根源在于，上述三类原因并非中国质量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笔者基于实证分析数据，对产生中国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给出了一个答案：产生我国质量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质量配置效率不合理。

 

　　什么是配置效率?它与生产效率存在什么样的区别呢?

 

　　实际上，促进某区域的经济发展(或提高某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着眼于提高该区域的生产效率，即通过内在的行为改变(包括提高员工的素质、增强科学技术研发、提高管理水平等)来提高生产效率;另一种则是着眼于完善影响行为的制度和机制，即通过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来提高配置效率。

 

　　举例来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难题。当时，我们将产生农业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农民群体本身，即农民缺乏良好的组织管理系统、科学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先进的生产机器。这些原因体现了生产者内在的行为改变，属于生产效率的范畴。在这一原因的背景下，政府为提高生产效率做了很多尝试，但收效甚微，农业问题也甚至一度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业问题(至少是粮食问题)仅在五年内就得到了有效解决，解决方法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行安排生产。这种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生产方式，充分调动了农民提高生产效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使困扰我们多年的农业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通过从完善影响行为的制度和机制入手，进而改变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效率，较好解决了我国农业问题，这无疑是从配置效率角度解决问题的一个绝佳范例，这也为中国质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启示。

 

　　为什么我们花费了如此大的精力去解决质量问题却效果不彰?是我们在质量生产效率和质量配置效率的路径选择上，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实际上，解决我国现存的质量问题主要有两种路径，即质量生产效率和质量配置效率。质量生产效率方面，主要着力点在于提高公民的质量素质和质量文化水平，引进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加大检测设备投资，加强质量保障技术攻关等;质量配置效率方面，主要着力点在于建立优质优价的质量市场机制、充分竞争的质量信号传递机制、多层次的标准与认证机制等。通过分析这两种路径的优势与劣势发现，资源配置方式的最大优势在于能通过对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来间接提高生产效率。

 

　　笔者基于行业差异对政府质量监管的绩效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的监督抽查偏向于重点监管行业的企业，但其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并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对企业产品质量的监督抽查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的产品质量问题。

 

　　对产品质量的控制是企业内部的质量管理，属于企业质量生产效率的范畴，在充分竞争条件下，企业只有通过质量的提升才能获得更高的价格与市场份额，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具有通过质量生产效率的提升来获得利润的内在激励，具有最大的动力去推动质量提升。如果政府对企业内部生产效率进行过多干预，将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阻碍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发挥以及企业质量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提升。

 

　　然而，现有的政府质量监管政策，如监督抽查、标准体制等，大多是对企业质量生产效率的直接干预，而不是面向整个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可以说，政府的质量监管政策存在着很大程度的错位。这一现状导致市场在质量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无法得到发挥，严重影响了我国质量水平的提升。具体表现为：大量的质量管制壁垒的出现，企业与消费者的质量主体地位得不到确立;市场化的质量信息主体缺乏，质量信息不对称得不到解决;专业化质量社会组织的发展滞后，质量共同治理的局面无法形成等。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质量问题要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关键在于改变政府质量监管政策的错位，更加重视质量配置效率的提升，建立优质优价的市场竞争秩序，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大幅减少质量管制壁垒，尤其是过多的事前审批，确立企业质量创新的主体地位，激发企业质量创新的内在动力;要发挥消费者在质量创新中的驱动者地位，特别是加强消费者的集体行动能力，包括消费者保护的集体诉讼、对违法企业的惩罚性赔偿和奖励内部人举报制度的建立;要培育和发展检测、标准和认证等市场化的质量技术服务机构，增加市场中质量信息的有效供给，降低买卖双方质量信息的不对称;要促进专业质量社会组织的培育，加快“比较试验”制度的推行，广泛开展对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第三方评价;要建立以竞争性的“团体标准”为主导的标准化体制，促使标准的不断更新并及时反映技术、产业和产品的趋势变化，让企业产生追求更高质量产品的动机，形成市场的质量自我规制;要建设以质量信用为基础的社会化“质量大数据工程”，使得企业能够识别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消费者能够识别企业产品真实的质量状况，政府实施更有效的质量政策与质量公共服务。

 

　　总之，中国质量最需要提高质量配置效率，而不是人为干预企业在质量上的生产效率。

 

　　(作者系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