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认为，从中长期来看，主要需要推动和落实好如下五项改革措施：
第一，投融资机制改革。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差距逐步拉大。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到10%，创下近年新低；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为12.4%，前者比后者低2.4个百分点。现在政府推出了很多长期性的、基础性的建设投资项目，这些投资通过国企推进，这些项目的融资大多依赖银行提供的短期贷款，这就挤占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贷款，推升了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且存在期限错配的问题，是不可持续的。2015年国有企业占据了境内企业贷款总额的48%，而民营企业只占38%。必须鼓励国有企业多样化融资方式，如发行长期债券等，以此降低对银行贷款的依赖，释放银行信贷。
第二，必须加快企业准入和退出机制的改革。对于一些竞争性领域，应该降低行业壁垒，减少国有企业的垄断，激发企业活力；而对于产品落后、效益差的企业，政府要拔掉“呼吸机”，让这些企业退出或者重组，一方面减轻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推进去产能。对于效益一般、负担加重的企业，政府要敢于“断奶”，让企业按照市场的逻辑参与竞争，优胜劣汰。同时，要突出“先进典型”的作用。
第三，推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尽管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最近几年内都有所增加，但劳动力的平均素质，包括受教育水平、寿命和健康水平都有所提高。我们认为，在综合考虑劳动力健康劳动年限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情况下，中国的有效劳动供给在未来十年还会逐年上升。为了充分利用由于“有效劳动供给”提高带来的潜在人口红利，我们应该推进更具备弹性的退休制度，让员工和企业共同协商确定退休时间和退休保障，让劳动力资源充分流动起来。
第四，落实人口自然迁徙以及公共服务配套政策。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且各地区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都有很大的差异，这使得中国相对于日本、韩国等小型经济体而言具备更独特的大国发展优势。以江苏和安徽为例，江苏省2015年的人均GDP高达88085元，而与之相邻的安徽省人均GDP仅为36176元，省际发展的不平等和地区收敛效应将成为未来经济的一大增长点，而要让这种大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必须打破省际的人口和资源流动壁垒。政府应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有序引导劳动力从落后地区迁入发达地区。此外，对于经济活力大、增长快的地区，政府在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方面要更加灵活。
第五，市场化机制引导不良贷款有序破产重组。据IMF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达到GDP的7%，而不良贷款的主要来源正是企业债。假如不良贷款的平均偿还期限为3年的话，这就意味每年需要有相当于GDP 2.3%的社会融资总额去填补没有破产重组的不良债务。中国每年新增的社会融资总额相当于GDP的25%左右。这就是说，如果不能有效处理呆坏账，每年相当于9%的社会融资得不到合理利用，它损失的是0.6%的GDP增速，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极其不利的。必须用市场化的机制引导不良贷款有序地破产重组，从而使得新增社会融资能够更有效地流通到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