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去产能等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该如何解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天津达沃斯现场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
环球时报：在去产能的行动中，中国面临怎样的风险？
李稻葵：风险无非两项，第一，转岗职工怎么安置分流？第二，所产生的债务怎么处理？经过我的仔细计算，这两条风险都是完全可控的，说白了就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四大产能过剩行业，“两黑两白”，煤炭、钢铁，两黑；水泥、有色，两白。安置分流人数满打满算500万，平均年薪5万至6万元人民币，每人补贴10万元，也就是5千亿元。5千亿在中国财政大盘子里是区区小数，从14万亿的财政收入中拿出5千亿有什么搞不定的呢？所以，在处理安置分流问题上，没问题。在具体操作方面，我建议中央财政直接给安置分流人员一张银行卡，直补，不要再经过地方政府或国有企业转账，一竿子到底。
第二，关于债务问题，我又计算了一下，四大产能过剩行业破产、重组、关并满打满算7千亿资产，我国银行呆账、坏账拨备是5万亿元，用5万亿应对7千亿，有什么应对不了的？底线都有，关键要胆子更大一点，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环球时报：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他们之所以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 对于这种声音，怎么解读？
李稻葵：中国政府力量强大这是事实，是不是“过于强大”需要一个判断的标准，就好比说一个人个子高矮也要有判断标准。在中国问题上，就避免金融危机而言，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是合适的。有人说中国会出现经济危机，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刚刚算了几笔账，政府都能搞定。但是在提高效率问题上，包括在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上、行政监管问题上、企业进入/退出问题上，政府还可以再放一些。
环球时报：您之前提到非洲应该学习中国模式，您是指什么？
李稻葵：我所说的非洲应该学习的中国模式是指GDP，学习中国以GDP为标准。GDP确实有问题，但是第一刀要对，非洲应该先把基本问题搞对。这里面肯定有误导，到时再推出其他辅助指标也不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