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公众认为应该建垃圾焚烧厂，但是别建在自家附近
消除对垃圾焚烧的恐惧，技术不是核心问题，关键在于配套的环保监管、企业运行、公众参与、社会监督能否让先进的技术真正得到运用
从沿海的浙江海盐、海南万宁到中西部的江西赣县、湖北仙桃，2016年上半年垃圾焚烧项目所引发的群众抗议和群体性事件之密集，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一边是垃圾围城、垃圾下乡，一边是公众质疑、“邻避效应”，垃圾焚烧在我国遭遇需求之切和落地之难的尴尬。
垃圾焚烧之争
6月27日，湖南宁乡县部分群众在县政府前聚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项目。
6月25日，湖北省仙桃市居民认为当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环评未充分征求民意，走上街头抗议，迫使政府叫停了已经开工建设的该项目。
在此之前的4月12日，浙江海盐县政府发布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公示，20日选址周边部分群众在县政府集聚、封堵道路抗议该项目，21日晚海盐县宣布停止生活垃圾焚烧项目。
今年4月份，海南省万宁市、江西省赣县也出现针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众抗议事件。
自2006年首次出现公众反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以来，针对垃圾焚烧的“邻避效应”就一直未断。而近年来快速的城镇化、工业化所带来的垃圾量的增长，已让各地垃圾填埋场纷纷告急。
据住建部发布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3)的数据，2013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达到17238.58万吨。目前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3陷入垃圾的包围中，且有1/4的城市已经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垃圾围城”的境况更为严重。2013年，北京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86万吨，焚烧处置比例低于1/3，上海、广州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分别达2万吨和1.8万吨，垃圾处理能力增长远低于垃圾产生速度。
“垃圾围城”也让农村难以独善其身。无处安放的垃圾开始大量“下乡”，造成农村地区的水土污染。因此，近年来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在各城市纷纷快速上马。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介绍，垃圾焚烧厂需要的用地面积只是垃圾卫生填埋场的1/20～1/15，垃圾填埋场的分解时间通常需要7到30年，而焚烧处理只要垃圾的熔点低于850℃，2小时左右就能处理完毕。同等量的垃圾，通过填埋约可减容30%，通过堆肥约可减容60%，而通过焚烧约可减容90%，且每吨垃圾焚烧可发电300多度，产生的污染仅为填埋的1/50左右。
“尽管垃圾焚烧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但它是目前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三化’处理的有效方式。对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稀缺的大中城市，应该优先选择垃圾焚烧方式。世界上许多大城市都是鼓励垃圾焚烧的。”张益说。
垃圾焚烧厂到底会产生多大的污染?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日前来到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三峰集团)旗下的丰盛环保发电有限公司。这座垃圾焚烧厂坐落在重庆巴南区丰盛镇的一个山坳里，周围群山掩映，厂区绿化优美，很难让人将这座工厂跟垃圾联系在一起。
走进厂区，不时有封闭式的垃圾车驶过，但并未闻到异味。在封闭式的焚烧厂房内，记者看到堆积如山的各类垃圾被吊车抓入炉内焚烧。工作人员介绍，这座垃圾焚烧厂2012年6月并网发电，每天处理重庆市主城区生活垃圾约2400吨，年上网电量2.3亿度，可满足约20万户居民的用电需求。
三峰集团副总经理唐国华告诉记者，该公司2000年引进德国马丁公司垃圾焚烧技术和烟气净化技术，并实现了国产化，同时根据国内垃圾混杂、含水量高的特点进行了技术改造，其制造的炉排炉不加辅料就可以实现垃圾的充分燃烧，环保排放可以达到欧盟标准。垃圾焚烧后产生的飞灰固化填埋，渗滤液处理达到一级A标后循环利用，作为建筑材料，“仅炉渣每年就可卖七八百万元。”
记者在该厂在线监控设备上看到，使用中的三个锅炉排放的Hcl、颗粒物、SO2、NOx均低于欧盟2000的标准，只有3号锅炉的CO稍高出，但也远低于国家标准。
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3)统计，2013年全国已运营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共有166座，日处理能力15.8万吨。根据《“十二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十二五”末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其中东部地区达到48%以上，日处理能力达到30.7万吨。“我国‘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张益说。
然而，与亟待处理的海量垃圾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发展前景伴随的却是公众强烈的不满和抗议，垃圾焚烧为何陷入两难?
垃圾焚烧为何被“妖魔化”
二噁英是公众对垃圾焚烧最大的担忧。“目前技术上完全可以处理二噁英，国内垃圾焚烧主流企业都可以做到。”唐国华介绍说，只要炉内温度高于850摄氏度，二噁英就被分解了。而在气体出炉过程中，随着温度的降低，又会产生少量二噁英，通过活性炭喷射系统，可对二噁英进行吸附处理，同时喷雾塔、布袋除尘器、石灰浆纸杯系统等烟气处理设备，可对酸性气体、重金属、粉尘都进行有效处理，进而达标排放。
专家表示，消除公众对垃圾焚烧的恐惧，技术不是核心问题，关键在于配套的环保监管、企业运行、公众参与、社会监督能否让先进的技术真正得到运用。
张益认为，公众排斥垃圾焚烧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监管漏洞所导致的公信力缺失。我国垃圾焚烧起步晚，在发展过程中，排放标准、环保监管等方面不够严格，一些垃圾焚烧项目运营不善、污染超标;个别企业的臭气、烟尘、飞灰处理不到位甚至偷排，影响到整个产业形象;环保监管缺乏足够的力度，导致公众失去了信任，进而形成不良印象和抵触心理。
其次，公众对环境利益的自我维护意识日益加强，但政府、企业缺乏透明公开的项目信息、平等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部分项目选址过程不够公开、环境评价不够规范。从已发生的垃圾焚烧抗议事件可以看出，尽管当地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解释、沟通工作，但临时抱佛脚的应急举措难以让公众信服。当地群众几乎对垃圾焚烧厂的决策、规划、环评、选址和建设等所有环节都持否定态度。在信息真空的情况下，加上二噁英等污染被人为误导、放大，引起周边居民的恐慌，进而演变成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
“还有公众心理接受度的问题，也就是‘邻避效应’。”张益说。“邻避”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部分公众虽然对垃圾焚烧厂有一定理性的认识，认为应该建，但就是别建在自家附近。“举个例子，钢铁厂的污染比垃圾焚烧厂、火葬场的污染大得多，但是从公众心理接受度来看，却是倒过来的。”
唐国华说，国外很多垃圾焚烧厂位于市区或近郊，有的成为当地标志性建筑。“丰盛垃圾焚烧项目当初选择在城市近郊，但根据规划那里以后要建成市区，最后选择现在的地方。当时外国技术人员感到不解，说建这么远垃圾运输成本会很高，他们国家一般都建在城市里，但国内很多人难以接受。”
此外，垃圾焚烧行业上的恶性竞争也是导致公众焦虑的主因。一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一吨垃圾焚烧可以产生约360度电，根据目前每度0.65元的上网电价，如果技术过关、运营得当，发电收益就能超过运营成本，再加上垃圾处理费补贴，以及特许经营，收益稳定，垃圾焚烧行业利润可观。“因此这几年行业竞争十分激烈，各路资本纷纷进入，由此导致近几年各地上马的垃圾焚烧项目垃圾处理费竞标价格屡创新低。”
如何取信于民
尽管部分垃圾焚烧项目在民众抗议后被叫停，但垃圾依然还在。受访者表示，要想消除公众对垃圾焚烧的焦虑，关键在于环保监管是否严格、垃圾处理是否坚持公益、公众环保参与是否到位、垃圾分类是否适合国情。
要让垃圾焚烧取信于民，必须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垃圾焚烧项目必须履行承诺，管理规范，不能超排偷排。”张益说。
新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2016年1月1日全面实施，新国标对排放控制更加严格，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基本上与欧盟标准相当，尤其是二噁英，从此前的1(ngTEQ/m3)收紧至0.1(ngTEQ/m3)。专家及业内人士建议，应按照新环保法的规定，严格检查现有垃圾焚烧厂的各项环境规范和标准是否真正达标，对于不合格的垃圾处理设施限期整改，对垃圾焚烧厂排放物实施在线检测，对弄虚作假等违法者依法严处。
张益表示，政府、企业和公众应在垃圾焚烧项目建设过程中全程互动，合力打造一个“信息公开、操作透明、环境优美、以人为本、真正环保”的“蓝色垃圾焚烧厂”。公众可通过预约到焚烧厂参观、实时查询污染物排放指标数据，企业定期公布相关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并对周边居民提供健身、医疗等公共设施，或补贴电价及垃圾处理费等。
唐国华介绍说，三峰集团2015年10月在丰盛发电厂专门建设了环保教育基地，由放映厅、展示大厅和参观通廊构成，全面介绍垃圾是如何焚烧的，目前已经接纳了多批市民、媒体、中小学生参观。
近期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张益认为，尽管垃圾分类有利于垃圾焚烧，但并不能认为垃圾分类是垃圾焚烧的必要条件。焚烧技术是一种能够适应处理混合垃圾的典型技术，目前世界上大部分采用垃圾焚烧的城市并没有做到垃圾完全分类。
唐国华认为，垃圾分类有利于提高垃圾焚烧的效率和环保性，“但实现垃圾有效分类非常复杂，短期内很难实现。除了源头分类外，还需要中间的分类运输、终端的分类处理，一个环节不配套都不行。目前，适合我国国情的垃圾分类方法就是干湿分离。”
重庆市环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庆表示，垃圾分类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必须契合国情。短期内应实现垃圾的干湿分离，即对餐厨垃圾和干垃圾进行分类资源化利用或焚烧，这个办法简单易行效果更好。
业内人士提醒，作为公益事业，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主要目的不是发电盈利，而是如何实现垃圾的“三化”处理。在垃圾焚烧招投标过程中，不能唯低价是取，应综合考虑企业实力，加强行业自律和信息公开，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