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钢铁行业经营状况触底回升。1月份以来，钢材产品行情处于阶段回暖态势，由此，虽然行业利润率依然维护在超低水平（行业销售利润率仅为0.97%），但已经走出了2015年全行业亏损困境，有一定利润保障。中钢协统计，2016年上半年，钢铁企业实现利润125.87亿元，同比增长4.27倍。在行业周期性触底回升态势下，民营钢铁企业经营灵活性显现，去产能困难加大。当前我国民营钢铁企业的产能占比过半，其中河北省民营产能占比达3/4。
二是“债转股”影响去产能效果。钢铁企业多年坚持扩张，信贷膨胀导致资产负债率高企。据万德统计，2015年上市钢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67%，比前一年上升1.2个百分点，十年之间持续上升了15个百分点。钢铁行业高负债，东北特钢债务违约事件发生，为稳定金融环境，金融监管部门开始推“债转股”，8日银监会下发《关于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金融债权债务处置的若干意见》。债权人转换成股东，表面上降杠杆，缓解了钢铁企业债务压力，但受到地方政府保护的钢铁“僵尸企业”，更易获得“债转股”，避免破产清算，延缓产能退出，导致市场难以有效出清，从而影响“去产能”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是地方财政负担退出成本。在中央层面，制定了为期五年的1000亿元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钢铁、煤炭等产能严重过剩领域清理“僵尸企业”。但中央财政能够负担的钢铁去产能成本不会超过总成本的十分之一。以作为范本的杭钢半山钢铁基地为例，化解400万吨产能，人员安置等去产能总费用在25亿到30亿元。其中，国家专项奖补资金2.37亿元，浙江省财政负担5亿，财政无息贷款25亿。如此核算，吨钢去产能成本750元，中央财政出资60元，省市配资690元，化解产能成本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目前，在财政充足省市，去产能工作推进较快，而重化工型的省份如辽宁、河北，经济整体发展遭遇“新常态”，尤其工业用地开发部分难以弥补去产能成本，“吃饭财政”本以捉襟见肘，去产能难度可想而知。
我国2015年钢材人均表观消费量达到488公斤，人均消费强度已经和日本、德国相当，位居世界前列。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阶段，未来消费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继续压制钢材的消费量。因此，钢铁去产能是一个长期任务，要合理安排去产能的目标和手段，做实去产能工作，推动钢铁产业的转型升级。
那么，坚持法治化和市场化的原则去产能机制，在现有框架范围内，如何推进地方钢铁的去产能工作？
首先，以市场化约束手段淘汰落后产能。统计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后，截至2015年底，国内仍有20%左右的钢铁企业环保不达标。环保投入方面，达标企业每吨钢铁的成本比未达标企业高出100元左右。因此，我国还要继续加大环保执法手段，加快淘汰不达标企业。
此外，进一步提高我国钢铁行业的经济技术指标，2015年吨钢能耗571千克标煤，吨钢耗新水量3.26吨，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降到0.88千克，这些指标均处于世界前列水平。当前，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提升钢铁行业的经济技术条件，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手段，建立差别化用水、用电价格机制、差别化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制度，倒逼钢铁企业转型升级和退出。
其次，以市场化制度推动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层次是去产能的根本目的，应当推动钢铁企业做强，最终实现行业产量下降而集中度提高的良性发展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