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3月份发布的“十三五”规划中，我国首次把“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列入发展目标要求，用一篇共计七章的篇幅，对今后五年生态环境治理做出了具体部署，并将“绿色”发展提升到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并列的“十字”理念，贯穿于“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认为，国家之所以如此重视绿色发展，与“十三五”时期我国所处的国内、国际发展形势息息相关。首先，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不仅大气、淡水、土壤、海洋等常规污染日趋严重，而且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也备受世界瞩目，整个生态环境均面临着灾难性的破坏。未来“十三五”时期，虽然经济速度下行，能源供需矛盾趋缓，但能源消费刚性增长的态势没有变，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特别是雾霾正成为一种常态，堪称是环境灾难，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迫在眉睫；其次，从国际上看，“绿色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潮流，世界主要国家纷纷举起绿色新政的大旗，希望借此破除经济危机困局，目前正如火如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标志即为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非化石能源利用，实现能源与“碳”的脱钩，推动绿色、清洁发展。可以预见，绿色发展将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拉动我国经济走出下行压力的重要增长引擎，推进绿色发展势在必行。

 

　　推动绿色发展关键在于提高能效

 

　　戴所长认为，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费以及长期以来高碳、粗放的发展模式是造成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最主要原因。2015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43亿吨标煤，已经是世界上的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并且长期以来能源消费结构以低质、高碳能源为主，与发达国家普遍进入油气时代、部分发达国家开始逐步步入可再生能源时代相比，煤炭长期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增量中占主导地位。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对水、土地、大气等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目前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氮氧化物排放量的67%、烟尘排放量的70%、人为源大气汞排放量的40%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的70%以上均来自于燃煤。

 

　　未来我国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既定发展目标，对能源需求的刚性增长仍将难以改变。如果按照OECD国家的人均能耗水平，我国能源年需求将接近116亿吨标准煤，即使按照世界上能源经济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的人均能耗水平，也要接近85亿吨标准煤。然而这两种情景都不可能发生，因为资源没有保障，环境也没有容量，未来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重塑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推动能源消费转型，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大幅减少煤炭需求，从源头上削减污染物及二氧化碳排放。决策者、管理者应该达成一个共识，我国要想实现绿色发展，能源消费总量未来最好控制在50亿吨内。

 

　　由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美国落基山研究所三方面联合进行的研究表明，到2050年，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措施，在实现既定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将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煤以内是完全有可能的。若届时这一目标能够实现，且可再生能源比重大幅提高，则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即可从当前的千万吨级下降到百万吨级，同时温室气体排放也将大幅下降，从而可实现天蓝、地绿、山青、水秀的发展目标。因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是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

 

　　绿色金融应更关注能效投资

 

　　为了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全社会需要更大规模的投资，这就为我国的绿色金融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戴所长介绍，在能效投资方面，“十三五”期间，能效投资市场需求规模仍在不断扩大，随着过去十余年间节能减排工作的不断开展，虽然节能的难度越来越大，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但“十三五”国家仍给出了单位GDP能耗强度下降15%的节能目标，这一指标虽然单纯从表面看低于“十二五”的16%，但按“十三五”GDP年均增速6.5%计算，需完成节能量的任务是7.8亿吨标准煤，比“十二五”目标高出16%，节能力度仍在不断加强。这7.8亿吨标准煤的节能任务量，若按照30%依靠直接的技术节能来实现，则提升能效的投资需求即超过1万亿元。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还将快速发展，投资需求也要一万亿左右。在末端治理投资方面至少也需要一万亿投资。“十三五”期间，三大领域的资金需求超过了三万亿。由此可见，“十三五”期间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治理环境等方面的投资潜力将非常巨大。

 

　　戴所长强调，在现阶段，绿色金融的发展应更加重视能效投资。建设生态文明，治理区域环境污染，投资能效相比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末端治理，不仅成本低，收益高，见效快，而且可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是无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