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巨变
7月底，国务院又印发了《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央企重组方案的诞生，与此同时，央企高管人事变动也愈发频繁。
据了解，近3个月以来，至少有35家央企进行了人事调整，按行业来分，其中不乏需要重点去产能的能源领域，按照企业来看，中粮、国药等国企改革试点企业也赫然在列，且所有央企进行调整的多为副总经理或以上级别。
对于这一现象，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1+N”体系中最重要的配套文件均已出台，这意味着国企改革基本完成了“规划”阶段，要开始“施工”了。李锦表示，央企的高层人事调动不是企业自己决定的，而要通过国资委等上级部门批准，央企人事调动是否频繁、如何调动也常常被看做上级部门意志的体现或推进改革的前奏，很容易被资本市场当做风向标，因此这种行为慎之又慎。
从总体上看，央企高层人事调动有利于人才资源的重新配置，不过随着国企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在这种关键时刻进行人事变动，也释放了“改革将继续深化”的信号。“最近央企调整的多为高层管理人员，未来，调整力度会逐渐扩大到公司副手或以下级别”，李锦进一步解释，“一方面，为了让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央企的人事调整还将继续；另一方面，这种人事动荡的持续也在不断印证着改革的前行。”
对表深化改革
具体来看，中纺、中国国旅等2家央企因兼并重组而产生人事变动，国药集团、新兴计划等5家央企聘任了外部董事，还有多家央企成立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从而引发人事调整。
目前，力促央企真正的做大做强已经成为多方达成的共识，为此，对业务范围重合的央企进行兼并重组势在必行，中国国旅与港中旅、中纺与中粮被视为经典案例。随着相关央企的重组，时任中国国旅董事、党委书记的李刚，在近日被任命为港中旅旗下公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选。而时任中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栾日成被任命为中粮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并兼任此前职位。
在聘任外部董事方面，7月，国药集团宣布聘用马平、李毓华、杨有红为公司外部董事，同月，新兴际华集团则宣布聘任汪金德、马传景、裴真为公司外部董事。此外，鞍钢集团和中国轻工业集团也聘任了外部董事。
业内普遍认为，聘任外部董事不仅可以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还被看做是解决央企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的一把钥匙。随着我国颁布第一批国企改革试点名单，国药集团和新兴际华集团分别被下达“落实董事会职权”的试点任务，而两家央企在近期聘任外部董事的行为，则由此被业界看做试点工作的延续。
另外，目前我国共有11家央企成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其中共有国投公司、诚通集团等6家央企进行了人事调动。以从事仓储物流的诚通集团为例，该公司已经成立了“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并设立了相关管理公司，这笔基金将用于去产能、国企重点项目投资及兼并收购等，总规模达3500亿元，相关的管理层架构也逐渐搭建完成。
困境与未来
事实上，李锦指出，尽管多家央企聘任外部董事看似对表国企改革，但实际上也暴露了目前央企的外部董事一职存在大量空缺的问题。他表示，在职行政官员由于身份不便多不担当央企的外部董事，目前外部董事主要来自于退休央企高管、老教授等，一方面，合适的人才可能并非很多，另一方面，外部董事的聘期多为三年以内，职位存在一定的流动性。
有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外部董事最重要的存在意义就是消除内部人士对公司绝对的控制权，防范国有资产流失，但外部董事目前在央企内部仍然弱势，很少前往企业内部调研，无法提出针对性意见，在重大决策面前基本没有说话权利，只能随大溜的签字，“这不就是‘花瓶董事’吗？”
“未来，我们还要进一步完善容错机制，央企要不怕犯错，才能有所创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崔长林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此前国务院要求将国企分为商业性和公益性两类，由地方各自执行，目前上海的市属国企已经完成分类，北京要等到下半年才能出台，“还要继续加快脚步，在合适的地方大胆创新、执行，给予一定犯错的空间，改革才能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