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垃圾处理成为了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一大难题。涉及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新闻都会特别受民众关注，大凡选址确定，周边地区民众都会发出反对声，学界将这种现象概括为“邻避困境”。从民众的角度看，对这类设施敏感显然有着充分的依据，其影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生活和健康，垃圾处理涉及的运输、处理等环节，都会对附近居民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有的垃圾处理设施由于技术环节的问题，更是经常会发出各种恶臭，居民不堪其扰；二是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完成后，其对生活影响的担忧会在资产价值上体现出来，比如垃圾处理设施附近的房产，通常就相对不受市场欢迎。
除了垃圾处理设施自身的敏感性，这类设施选址之所以引发居民的反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决策不透明。一些地方通过封闭论证进行决策，未经过严格的环评程序，民众意见也没有充分表达。以往在总结垃圾处理设施选址问题时，普遍将其视为一个决策问题，近年来各地吸取教训，在建设这类设施前，政府部门都会做一系列的游说工作，公益广告经常向公众讲述垃圾处理的形势和困难，决策前一般都会听取公众意见，听证会已经成为这类决策的配套程序，从公共决策的角度看，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决策较以往已经有所改善。
但是，上述工作并不会降低决策难度，民众对这类设施的抵触情绪依旧浓厚，其逻辑并不难理解：这类设施建设具有公益性，无论最终在何处落地，都必须有人做出牺牲，可对于设施附近的居民来说，公共决策的问题是其次的，设施对他们的影响则是现实的。一个公共决策必须尽可能地均衡风险，而不应该只是让设施附近的居民来承担其负面影响，对于生活中任何一个理性人来说，这里面的道理显而易见，政府在决策时必须尊重他们的诉求。
如何弥补垃圾处理设施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利益损失，此次草案最大的亮点在于建立长效补偿制度，此制度在中山等地已经有过尝试，具体的做法是，垃圾产生单位和公共财政分别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周边村的配套设施建设管理、环境改善等。解读该补偿制度，既然最终承担风险的必然是少数人，那就以利益补偿的方式给予弥补，公共财政适度偏向设施附近民众，这意味着远离风险的民众让渡部分利益，如此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均衡利益，对充满抵触情绪的居民而言，补偿机制起码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媒体解读此制度认为它将把“邻避”变成“邻利”，其乐观的依据在于此制度正视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的利益问题，确立补偿制度意味着，今后在决策过程中，政府部门确实多了一个动员的筹码。但此制度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有待观察，一方面，制度能给出多大的补偿是一个变数，另外更重要的是，利益与风险，不同立场和处境的主体会给出不同的判断，看中补偿的人甘愿冒险，而对于将风险意识放到第一位的人来说，这种补偿能否缓解甚至消除他们的担忧，恐怕还是一个未知数。的确，很多公共决策都需要利益分配方面的智慧，但在垃圾处理设施选址这类问题上，如果单纯将它理解为利益问题，则难免显得庸俗化。
垃圾处理设施选址之所以敏感，核心在于它涉及生命健康这类“终极价值”，确立长效补偿机制是极为必要的，但它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推动决策，而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认为补偿了利益就一劳永逸。广东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教训，今后决策应在制度上有新的尝试，而专注风险控制、保护设施附近居民生命安全，则是这类决策不能忽视的核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