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北京市人大代表、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看来，现实比数据还要严峻。“农村没算，1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镇也没算。”这位研究中国垃圾问题长达30年的专家，67岁依然在科普、调研的道路上奔忙。
做好垃圾管理 人口增加也能实现垃圾负增长
“从古至今，没人能说自己不排放垃圾。”一落座，王维平便严肃地强调，看似“上不了台面”的垃圾问题，实则庞大而复杂，是“一个城市和国家不能回避的基本问题”。
目前评价城市垃圾管理水平高低的第一指标，就是看垃圾产生量正增长还是负增长。伴随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垃圾的增长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但王维平认为，二者之间其实并没有直接关系。“上世纪80年代的东京，人口增加的同时却实现了垃圾负增长。”
在我国，垃圾产生量为何逐年攀升呢？王维平扳着手指解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垃圾管理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产业化、社会化”等五个原则，力求从源头减少垃圾的“减量化”与“资源化”排在最前面。
然而，最为“治本”的措施做起来却不太容易。王维平坦言，达到“无害化”，投入资金就行。“北京建了25个处理厂，都是国家标准，而且由城市管理委员会一个部门管。”但减量化资源化的六项主要措施——限制包装、净菜进城、旧货交易、废品回收、垃圾分类、不剩餐，可要由好几个部门管了，并且难度都不小。
例如，“限制包装”归商务部管，我国又没有如国外般详尽的包装法，过度包装便难以根绝。“月饼、西洋参那么一大盒，打开就几块、几片。包装最终都变成了垃圾，都要处理。”
“净菜进城”这一项，则归农业部门管。因与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传统观念有一定距离，又缺乏行业标准，推行起来也颇为不易。王维平算过一笔账，从产地运送带土带根的“毛菜”，到居民手中经过择菜洗菜，每300吨蔬菜会产生60吨废料，实际上五分之一的运力在运“垃圾”。
“商业环节太多，增加成本、增加运输量，也导致交通拥堵。”王维平介绍，国外在田间地头就将菜洗净择好，直接送入超市，菜根菜叶就地还田。当然，小规模的净菜价格可能会贵，但如果农超对接真正实行，成本自然会降低。
以法律为支撑 “拾荒大军”开始转型
相对而言，减量化资源化的各项措施中，“废品回收”更早进入公众视野。摄影师王久良自2008年起开始关注北京周边垃圾污染状况，制作了一部名为《垃圾围城》的纪录片，呈现出的图景令人触目惊心。
事实上，远在纪录片拍摄之前，北京便已经历过“垃圾围城”。王维平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期，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京环带区垃圾成堆，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多达4700余个。伴随经济发展，这些垃圾开始“肥”了。里面的塑料、胶皮、玻璃等，吸引了来自四川、河南等地生活困窘的人们的注意。
此前，北京并没有成规模的“拾荒大军”。1987年，两名四川人辗转找到在北京环境卫生研究所工作、负责管理垃圾场的王维平，他给这些外乡人开了进场条子，进场捡垃圾的拾荒者很快形成数千人的规模。王维平甚至还为他们分了玻璃、金属、胶皮等各个组别，捡完后运到专门的交易地点转卖到河北。玻璃运到邯郸、金属运到霸州……在各地的小加工厂进行再加工。“垃圾围城”在这条产业链中得以消弭，拾荒者们每人每月还能赚到上千元利润。
王维平介绍，在“拾荒大军”鼎盛时期，一年运出的废物为700万吨，北京市一年进处理厂过磅的垃圾也是700万吨。不但解决十几万人的生存问题，还给政府节省7亿-10亿的处理费。“如果没有这支队伍，那垃圾总量就是1400万吨。我们的处理收集运输能力早就不堪重负了。”
然而，多年来这支队伍一直游离于政府视野之外，是一个利弊共存的无序蔓延。王维平经过一系列调研提出，“拾荒大军”也应正规化，以消除不安定因素，“废品回收”完全可以在政府引导和社会关注之下兴利除弊。
可喜的是，据他观察，“拾荒大军”已有了转型迹象。从民间动作而言，今年3月，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将垃圾处理与废品回收进行“两网融合”，降低成本的同时也得以正规化，并顺应控制北京人口、疏解低端业态的大方向。从政府角度而言，今年7月，北京成立了城市管理委员会，将废品回收纳入管理，提高了行政效率。加之已有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与《循环经济促进法》为依据，王维平认为在“废品回收”这一环节，北京市总体上是走在前列的。
推行“垃圾分类” 奖励不能完全代替处罚
除了“废品回收”，六项措施中的“垃圾分类”近年来也一直被广泛提及。王维平回忆，早在1996年，原宣武区红莲小区就开始试行垃圾分类。由于缺乏对垃圾分类复杂性和系统性的认识，当年的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
“垃圾分类需要分别运输、加工、处理、利用。”王维平解释，以东京为例，起初垃圾仅分为“可燃”和“不可燃”两类，分别送到焚烧厂和填埋场。后来陆续添加了“有毒有害垃圾”、“粗大垃圾”等类别。“喝完的饮料瓶由饮料供应商来收，粗大垃圾由生产的企业来收……垃圾分类要由‘后端’决定‘前端’。否则前面老百姓辛辛苦苦分出来，后面就一个填埋场，运输的时候只能倒一起运走，成了摆样子作秀。”
当年的红莲小区就处在“前端分类都说好，但缺乏后续处理渠道”的尴尬状态。吸取这一教训，北京从2008年开始在有条件的地方尝试分类，没条件的就先不分。王维平介绍，现在北京已拥有填埋场、焚烧厂、餐厨垃圾处理厂、电子垃圾处理厂等多个后续“端口”，垃圾分类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硬件条件具备，目前垃圾分类的欠缺之处或许就在于居民的意识。如今对于垃圾分类已有了一些奖励手段，例如门头沟的王平镇，早在2007年就由王维平一手推行垃圾分类。按要求分类的居民可以免费换取酱油、醋、盐、卫生纸等日用品，城内不少小区也在推行用垃圾分类换取积分的方式。但在他看来，这些举措只对一部分人有作用，“收入高的人不在乎这点儿钱，多费劲呢。”
利益不够诱人，处罚也不严苛，所以在居民中推行垃圾分类一度进展缓慢。“日本的垃圾分类与诚信记录挂钩，影响升学、就业、贷款、签证等各个方面。我们也要从制度上加以设计，奖励的举措不能完全代替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