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以浙江省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为契机，垃圾分类将在全国城乡更大范围推广与实施。
打响垃圾分类攻坚战
在很多城市小区，常常见到这样的场景：一排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清楚标示着“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但垃圾桶内的东西却名不副实。
早在16年前，我国就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等城市率先启动“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如今，这一艰难探索仍在路上。
伴随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垃圾围城”“垃圾下乡”成为城乡发展的“痛点”。
环保部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1.856亿吨。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这些垃圾，所用卡车长度近50.4万公里，能绕赤道12圈。
以北京为例，根据权威报告测算，按照现在的垃圾产生量和填埋速度，北京大部分垃圾填埋场将在4到5年内填满封场。单就解决垃圾填埋问题，从2011年到2020年，北京需要3200亩土地。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研究所所长何品晶说，垃圾处理如果不当，不但占用大量土地，污染水体、大气、土壤，危害农业生态，而且影响环境卫生，传播疾病，危害生态系统。“垃圾处理问题已经成为攸关一国生存和发展、牵动万家忧乐的大问题。”
梳理垃圾处理链条，一般有收集、运输、转运、处理处置4个环节，而垃圾分类是优化垃圾处理链条的重要环节。
以推进垃圾分类制度为抓手做好垃圾处理工作，是重大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不仅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的举措，还对推进社会治理、弘扬对社会责任共同担当有重大意义。
创新农村垃圾分类处理
在浙江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六角塘村，记者见到67岁的村民吴美花时，她正在将韭菜和塑料包装纸分别投入家门口蓝、绿两只垃圾桶中。“垃圾分类我们做了两年了，很简单，会烂的投入绿桶、不会烂的投入蓝桶。”吴美花说。
随后，村里的保洁员将“会烂的”垃圾收集后，倒入阳光堆肥房，就地消化制成肥料回归农田;对于“不会烂”的垃圾，则二次分类成“能卖的”和“不能卖的”，“不能卖的”垃圾通过“镇运”和“县处理”城乡环卫一体化体系进行集中处理。
金华农村所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试点，针对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回归传统智慧，探索出简便易行的垃圾分类方法、“垃圾不落地”的转运方法以及动员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
据同济大学牵头的专家组评估，与不分类相比，金华农村垃圾分类管理可节约近40%的费用，最大可减量70%，减少了对城市垃圾终端处理设施的负担。
金华市政协主席陶诚华说，金华实行农村垃圾分类处理以后，农村边角都变干净了，改变了农村原先“一场大雨、一河垃圾”的现象。
新的增长点和长期增长潜力蕴含在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当中。农村垃圾分类处理有力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带动古村落观光、休闲农业、民宿经济等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说，我国将在全国100个县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试点，在农村地区推行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目前，所有省份都提出了到2020年前完成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目标的计划。
“试点将有利于各地根据自身气候环境条件和饮食习惯，因地制宜摸索出适合当地的具体操作方法。农村垃圾治理目标的完成，将是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标志。”赵晖表示。
加快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足环境短板的大背景下，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更需落地有声。
在2000年推出北京等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基础上，2015年广州、杭州等城市相继实施“史上最严”垃圾分类地方法规，其中，违反垃圾投放规定的个人最高将被罚款200元。
2016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文，明确到2020年底，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9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
“垃圾分类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指标之一，是公民素质、组织动员管理效率、社会治理先进性提高的标志。”赵晖说。
相较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相对简单易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机制的建立则受到垃圾体量大、公民自觉意识不够、约束机制缺乏、市场适应性和技术路线不明确等多种因素困扰。
作为最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垃圾分类是一个全社会的综合系统工程，必须从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各个层面全社会共同发力，缺一方而不可为。
“目前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小区基本上依靠物业自觉，小区内的保洁员来进行二次分类，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只能够应付考核，治标不治本。”杭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监管中心分类指导科科长曹勐奇说，期盼垃圾分类工作落实到居民个人，基层宣传、指导和监督力量都缺一不可。
垃圾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集中体现了人与环境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与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法治精神、环保意识、自律意识等密不可分。努力推进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将加快我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