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新加坡街头，你不得不感慨这个“花园城市”的名副其实。各类绿化随处可见，即便你努力寻找也可能找不到一片垃圾。在这背后，新加坡贡献给世人一个骄人的成绩：新加坡每天产生垃圾约21000吨，当中仅有3%的不可回收、不可焚烧的垃圾直接填埋处理;而即便是焚烧处理的生活垃圾，也会利用产生的热能进行发电。
位于新加坡西部的大士南焚化厂，从外观看，除了高耸的烟囱，这座位于工业园内的焚化厂与普通工厂无异。当天天气晴好，烟囱口几乎看不到明显的烟雾排放，焚化厂内也几乎闻不到异味。新加坡大士南垃圾焚化厂高级经理黄华荣笑称：“我们的焚化厂其实比一般工厂还干净”。
当然对于一间垃圾焚烧厂来说，仅仅做好这些“表面功夫”还不够。从合理的规划、先进的技术，到高标的排放、严格的监管，再到信息的公开、公众的教育等等，黄华荣说：“这些从技术上看并不复杂，但难的是始终如一的贯彻，整个系统的高效运行，以及对细节的注重”。
新加坡处理垃圾的核心经验，恐怕就在于此。
焚烧是新加坡的必然选择
新加坡国土面积约710平方公里，尚不足广州面积的1/10大，人口却有531万，人口密度是广州的4倍多。而根据2013年的统计数据，新加坡每天产生垃圾约21000吨，对于这个“弹丸之地”来说，“如果不经处理直接填埋，那我们新加坡很快就没地了”，黄华荣说。
1979年，新加坡第一家垃圾焚化厂乌鲁班丹正式投入使用。乌鲁班丹焚化厂日焚化垃圾1200吨，在运作期间，由于当时的垃圾运输车密封性不好，偶尔会有臭味散出，也会遭到投诉。不过每有投诉，环境局就会马上派人处理，再加上新加坡人知晓国情，因此总体舆论还是对垃圾焚烧表示支持。
此后随着生活垃圾日益增多，几乎每七八年，新加坡就会投入重金建设一间焚化厂，垃圾处理技术也不断得到完善。
1986年，大士焚化厂建成，日处理能力约1700吨，耗资2亿元新币;1992年，圣诺哥焚化厂投产，日处理能力2100吨，耗资5.6亿元新币;2000年，目前新加坡最大的一间焚化厂——大士南焚化厂建成，日处理能力达到3000吨，耗资更高达8.9亿元新币;2009年乌鲁班丹焚化厂关闭，与此同时，替代它的吉宝西格斯大士垃圾焚化厂投入使用，日处理能力800吨，耗资1.6亿元新币(注：按照目前汇率，1元新币大约兑5元人民币)。至此，新加坡垃圾焚化厂的日处理能力超过8000吨，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需要。
“焚化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使垃圾体积大幅减小”，黄华荣为算了一笔账，目前新加坡每天产生的垃圾中，约61%进行再循环利用;而约3%、即550吨左右的垃圾既不可回收，也无法焚烧，因而只能直接填埋;而剩余的36%、即约7700吨，全部通过焚烧处理，而焚烧后的余烬垃圾仅约1800吨。也就是说，虽然新加坡每天产生的垃圾多达21000吨，但最终填埋的量仅约2300吨，大大节约了土地资源。
黄华荣介绍，考虑到未来需求还会增加，目前新的焚化厂已经在规划中。就在大士南焚化厂隔壁，一个地块黄土朝天，静静等候。黄华荣说，预计2018年前后，这个新的焚化厂就会投产;2024年前，还会有第7间焚化厂建成。届时，新加坡的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将大幅提升，甚至大士南焚化厂也可以“退休”了。
焚烧中的“三废”处理
从外观察位于新加坡西部工业园内的大士南焚化厂、还有它一墙之隔的吉宝西格斯大士垃圾焚化厂，几乎与工业园中的其他工厂无异，唯有高高耸立的烟囱，在证明着它的身份。
当天正值上午，并不是垃圾收运车送运垃圾的高峰，工厂内十分安静。放眼望去，工厂内干净、整洁，由于堆放垃圾的垃圾槽内常年维持负气压，也几乎闻不到垃圾的异味。
走进大士南焚化厂的垃圾抓斗操作室，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抓取垃圾投入焚烧炉内。这位工人已在大士南焚化厂服务多年，动作娴熟。他介绍，抓斗一次抓取近8吨垃圾，投入焚化炉入口后，再一点点推进焚化炉内，“这样可以防止一次性投入垃圾太多，积压在一起燃烧不充分”。
一旁的黄华荣也介绍了焚化炉运作的过程：先是点火，使炉内温度升高到800摄氏度，然后再投入垃圾，这时候垃圾本身燃烧也会产生热量。“焚烧炉内的温度会保持在850-1000度，这是为了垃圾的充分燃烧，是减少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产生的关键。因此一旦监测到炉内温度降低，焚烧炉就会补充燃料，以提高温度”。
生活垃圾往往含水量较大，不要小看了它的用途。垃圾槽中渗漏出来的废水会在槽内喷洒以除尘;焚烧中产生的水蒸气则会通过蒸汽涡轮发电机进行发电。黄华荣介绍，大士南焚化厂每天可以发电1600兆瓦，其中20%自用，80%可以输入电网。而最后剩下的废水则会经过初步处理后送污水处理厂。
焚烧产生的废气则经过三个步骤处理：一是通过高压静电除尘器过滤掉约90%的粉尘;二是注射熟石灰粉来处理氯化氢和二氧化硫;三是在过滤袋上使用催化剂分解二噁英。最终使得排放的气体中，二噁英少于0.1纳克/立方米，粉尘少于5微克/立方米。
此外，垃圾焚烧的废渣，也会利用磁铁分离器吸取其中含有的废铁，最后才送到实马高岸外埋置场填埋。
黄华荣介绍，大士南焚化厂一共有6个焚化炉，通常会有5个焚化炉作业，另一个则停工检修，“一般一台焚化炉操作8000小时，就会进行一个月的检修”，“因此自2000年以来，整个焚化厂运作良好，没有出现过重大事故”。
完整的垃圾处理体系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一位官员介绍，首先要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2007年，新加坡政府和工商业界、非政府组织制定了《新加坡产品包装协定》，旨在设计、使用更小的包装和使用可再循环材料作为包装。
实际上，大士南焚化厂的这些技术并不稀奇，在国内的垃圾焚烧厂中也已基本实现。但难得的是，新加坡有一套完整的生活垃圾管理体系。
除了源头上减少垃圾，可回收垃圾的再循环利用也很重视。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上述官员介绍，2007年—2012年，在《新加坡产品包装协定》下，新加坡共减少了大约1万吨包装材料，并节省了大约2200万元新币。目前新加坡的工业和商业垃圾中，99%的建筑及拆卸废料、97%的工业铁渣和有色金属、77%的木料、54%的废纸、48%的园艺业垃圾和11%的塑料都已循环利用，总体可循环再利用率高达61%。在新加坡的酒店、组屋、学校等，也随处可见垃圾分类回收桶。
新加坡还有一套很完善的垃圾收集系统。从2001年起，新加坡的生活垃圾搜集全部委托给4家私营的垃圾回收服务企业。为此，住家须每月向它们付费4.5元-23.19元不等;商铺则根据垃圾量付费23.18元-705元不等。这些企业对垃圾分类后，不可回收但可焚烧的可送往任意一家焚化厂焚烧，不可回收也不可焚烧的则直接送往实马高岸外埋置场填埋。
黄华荣还特别介绍了新加坡是如何通过收费对这些私营企业进行引导的。
4家焚化厂中，大士焚化厂、大士南焚化厂和吉宝西格斯大士废弃物焚烧发电厂每吨垃圾处理费用都是77元，而圣诺哥废弃物焚烧发电厂的收费则是81元每吨，“这是因为圣诺哥废弃物焚烧发电厂位于新加坡的北面，临近马来西亚;其他3家则集中于西面。我们希望通过不同的收费标准，引导他们把垃圾送到西面这3家。”
此外，实马高岸外垃圾埋置场接收每吨垃圾的收费为77元，与大士焚化厂、大士南焚化厂和吉宝西格斯大士废弃物焚烧发电厂的收费持平。黄华荣说，这是为了防止垃圾回收企业因利益驱使，将不可焚化的垃圾送到焚化厂，造成设备的损坏。
把疑虑交给时间去验证
黄华荣说，垃圾焚烧处理其实是个系统工程，从合理的规划、先进的技术，到高标的排放、严格的监管，再到信息的公开、公众的教育等等，必须首先把这些工作都做好，特别是要关注细节、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
谈及目前中国国内垃圾焚烧厂屡屡遭受公众抵制的问题，一开始黄华荣略有不解，“建垃圾焚烧厂是好事，大家为什么要抵制呢?”当笔者介绍了部分民众对其的担忧后，他随即又表示庆幸，“我们开始建垃圾焚烧厂比较早，当时周边5公里都还没有人居住，自然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他还是根据新加坡的经验给我们提了一些建议。“首先规划要早，我们都是提前好几年告诉公众，哪里会建焚烧厂，这就给了公众一定的时间去消化预期”;“另外，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基本是放在工业园区的，这也可以减小对公众的影响”。
此外，新加坡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监控也十分严格，“我们的排放标准大多数与欧盟一致。焚烧厂的排放数据会直接上传到新加坡环境与水资源部下属的防污处，可以24小时在线监测，结果也完全向公众开放”，“目前我们也没有收到过任何投诉”。
“实际上，公众对垃圾焚烧厂的抵制，有时也不完全出于对健康的担忧。毕竟现在的技术很先进，完全可以控制好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我觉得更多的可能还是担心会影响到房价，使自己的资产缩水。因此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也有必要”。
黄华荣以乌鲁班丹焚化厂为例说，“起初乌鲁班丹周边5公里都没有居民，但随着新加坡的发展，组屋(注：类似国内的经济适用房，大部分新加坡人的住所)也逐渐逼近，最后，最靠近的居民区只有500米”。“因此政府在制定这部分组屋的房价时，也比其他组屋要低”，“再加上居民对这间厂很有信心，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来这里买房”。
“如果公众再有疑虑，也不妨交给时间去验证”，他拿实马高岸外垃圾埋置场举例道——这个垃圾填埋场建在两个离岸的小岛间，通过堤岸连接，并用高密度的塑料膜包覆，确保不会有污染泄漏——“起初也有不少环保组织担心它会污染海水，会影响生态系统。但你看那么久过去了，一是监测数据没有问题，二是岛上的生态环境也没有遭到破坏。这里仍然栖息着很多鸟类，甚至还有海豚，疑虑也就逐渐打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