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经济全球化‘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化逆潮暗流涌动。”3月27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国际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中产阶层减少。

在此背景下，“研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研究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重大课题。从全球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深刻影响着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阵营，中产阶层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给经济全球化带来重大挑战。从中国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引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条件。”迟福林说。

如何破题？迟福林给出的回应举措是，到2020年，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开放结构转型升级相适应的，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这不仅将有效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还将使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在25%～30%左右。”迟福林说。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3月27-2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举办的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全球化新挑战、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为主题的中挪社会政策论坛上，在经济全球化逆潮背景下，就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参会的专家学者。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键在于形成三位一体的全面赋能架构，即全面持续的教育、全面的社会保障和全面的打破阶层固化。要实现上述目标，刘世锦提出，首先需要把能力建设放在扶贫首位，其次需要打破行政垄断，此外还有推动城乡要素市场的双向流动。

迟福林也向《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带来历史性机遇，但关键要尽快以财产权为重点调整利益关系。为此，迟福林建议：扭转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防止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异常波动引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下降；加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提升产权保护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预期。“这样就可以以结构性改革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则称，在当前的城镇化中，农民能不能富裕，能不能受益，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这些年来， 2亿多农民已进城了，但是也出现很多问题。”邵秉仁坦言，应赋予农民土地完整的经营权和财产权，扩大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据了解，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未来，要加快城乡结构变革，在城乡一体化中使部分农民和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税制。”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主任张占斌认为，分配制度是决定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分配制度合理与否将会直接决定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合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进一步优化分配格局，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简政放权，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一体化。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一个重要来源是低收入人群，让有潜力的低收入人群尽快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快低收入人群，特别是40%的人群低收入的增长，要使他们的收入增长超过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长水平。

李实说，农民工市民化是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器。据李实团队测算，假定未来几年中，居民的收入增长在6.5%的水平上，到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以达到43%，到2025年可以超过50%。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眼下，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

“如果中国收入分配的结构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等收入群体比率很难继续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坦言，目前，中国提出人力资本优先发展的战略，促进大众消费的税收政策，逐步让大学生和农民工群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这个政策，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据记者了解，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变化的原因很复杂。首先在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先行，农村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随后城市化加快，使得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90年代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这是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自2000年以后，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使得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收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当前，中国正在努力改变主要依靠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继续鼓励发展第三产业，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未来5至10年，中国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快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举措的落地。”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解决好上述问题。”李实说。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房价、地价持续上涨，资本市场的大起大落，土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泡沫，这些因素都会阻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就当前而言，城镇化城市建的大马路、大广场，看起来很漂亮，但是空荡荡的。因此，“要抑制房地产泡沫，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邵秉仁主张，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土地完整的经营权和财产权。

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对身份、手中的财富有着不安全感与焦虑感。”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也指出，中国大城市的房价高，超出了很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能够承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