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长江三角洲的江苏省从来不缺乏民营企业办钢铁的基因。如今，史无前例的“地条钢”清剿行动也从这里向全国铺开，大量藏匿在各地偏远乡镇的私营钢厂的灰色产能逐渐浮出水面。

“地条钢”这一市场“毒瘤”正在被拔除，也带出了地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连串陈年痼疾，而这也是经济换挡期产业刮骨疗伤必然经历的阵痛。

初春三月，汽车行驶在江苏省苏南一乡镇的马路上，窗外绵延着大片青黄交错的农田。视野不远处，每隔三五里就会出现一座高约四五层楼的钢结构厂房，旁边匍匐着一大排低矮的平房，一两根细长的烟囱高耸入云。

在3个月前，这些厂房里每到晚上就会传出轰隆响声。一车车良莠不齐的废钢烂铁被送进高屋里的中频炉内，一个多小时后熔化出钢坯，接着经过平房里的轧材生产线，变成一根根质量参差的“地条钢”。被贴上大型钢厂的标牌后，这些不达标的产品通过各式分销渠道，流向华东市场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

如今，这些曾在地方经济大发展中分得一杯羹的“地条钢”生产企业正面临最后的清剿。

突如其来的变故

“去年地方响应国家去产能政策，我们厂就被打掉了。”林老板是苏南某乡镇一家年产20万吨中频炉厂的4位合伙人之一，他们的炉子在去年年底的“地条钢”整治行动中被全部拆除，遭遇相同变故的厂子在当地还有七八家。

这场风暴起端于去年7月份。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瓦窑镇一家曾在2013年因违法生产“地条钢”而被举报关停的小钢厂，被央视两次报道后仍在生产，这将隐匿已久的“地条钢”问题推向大众视野。

彼时，全国钢铁去产能战役正酣。问题曝光后，去产能矛头开始转向“地条钢”。“一开始政府给的口径不是把我们清除，只说应付上级检查，先把炉子拆了，等风头过后，肯定会给我们一个说法。”林老板至今仍记得，去年11月28日到12月9日不到两周时间内，当地中频炉厂都“没有任何缓和余地”地被统一拆除，不得重启。

透过当地镇上一家钢厂的围墙，记者看到几台拆下来的中频炉被遗弃在空地上，防水雨衣半遮半露，炉子上的铁制管线已锈迹斑斑。“这样的炉子放在外面生锈，基本很难再恢复生产了。”江苏省内一家轧材厂负责人葛立告诉上证报记者。

厂房大门紧闭，只剩下一位头发斑白的看门大爷坐在门口。

为了震慑，去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通报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生产“地条钢”的调查处理情况，江苏省一名副省长被给予行政记过，省内111名责任人被问责。一时各地风声鹤唳，“地条钢”已上升为事关官员“乌纱帽”的问题。

今年1月24日，发改委等五部委联合通知发出“最后通牒”：2017年6月底前依法全面取缔生产建筑用钢的工频炉、中频炉产能。

这彻底打击了原本对复产仍抱希望的林老板：“现在政策规定都出来了，政府也变成对我们不理不睬。”

这场始发于江苏的清剿风暴，目前已席卷河北、河南、山东、四川等地。这些在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没有暴露的“地下产能”，随着风暴刮到，层层浮现，不少省份的“地下产能”数量惊人。

公开数据显示，江苏省2016年底在全省范围排查出“地条钢”产能1233万吨，四川也有约1500万吨“地条钢”产能，远超去年两省390万吨和420万吨的年度粗钢压减任务量。

截至今年3月初，湖北省已查处“地条钢”产能149.9万吨。3月底，辽宁省排查出“地条钢”产能1006.7万吨，确保于6月底前彻底清除；云南省确保到5月底前取缔中频炉产能551.6万吨。而去年全年，辽宁和云南的粗钢淘汰量是602万吨和376万吨。

“地条钢”之罪

“大众普遍认知的是老式‘地条钢’，最原始的用铁水熔化成长度一米二左右的铁钢锭。”江苏省铸造协会秘书长徐林源向记者解释。

这种“地条钢”最早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在地上挖个土坑当模具，直接把烧红了的铁水倒进去。

“现在用中频炉熔化出钢坯，再接上连铸连轧设备，一些中频炉厂的规模已经做大，一个厂投入上亿元，员工宿舍楼都建起来。”徐林源说，“这就有点像当年福建莆田的游医，慢慢成了规模化、公司化运营，但是改变不了游医的本质。”

但在利益驱使下，一些厂家从各个地方收来乱七八糟的废料，不锈钢、模具钢、氧化皮都被掺进去，一起拿去熔了，厂子规模再大也有可能出问题。

这也使得“地条钢”的生产成本要比高炉炼钢低15%-20%，有的差废钢成本更是十分低廉。这在市场上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势，大片抢占电炉、高炉产钢的市场。

“首先它的产品质量不符合基本要求，通过贴牌等方式以次充好，掺杂在建筑和工程中，其安全、寿命等都无法保障；其次工厂本身是违规生产，产能未经国家产能许可审批，环保、安全、质量等方面都没有经过核查，还不开票、违法销售。”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对上证报记者表示。

记者在当地一家被拆除的中频炉厂围墙外看到，场地上的废钢垛堆积成山，其中有锈到发红的粗钢筋，也有形状各异的彩色薄钢板。

除了质量不过关，中频炉还是耗能大户，炼一吨钢通常消耗600千瓦时电量。当地不少中频炉厂都围绕着铁塔林立的高压变电站附近建起来，就是因为电缆架设成本高，远距离输送又产生电力损耗，影响到用电计价。林老板这个厂子甚至投资3000多万在厂旁边建了一个小型变电站。

对比工业用电量数据就能略知一二。在同为地条钢“重灾区”的四川省德阳市，自今年政府下令全面清剿“地条钢”以来，钢铁业1-3月累计用电骤降至0.58亿千瓦时，降幅达35.06%，主要原因就是“接受政府去产能检查，要求关停中频炉设备”。

在倡导减煤的当下，可以说铲除中频炉，减少火电用量，也间接促进了煤炭去产能。

隐秘的利益链

其实，“地条钢”问题并非新鲜事。

2004年，发改委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打击“地条钢”建设用材非法生产销售行为的紧急通知》，就把以废钢为原料、生产建筑用钢材的工频炉、中频炉等生产设备和轧制设备列入“地条钢”设备范围内。

可是十多年来，“地条钢”仍如同田间杂草般野火烧不尽，而暴利正是时时吹拂之的春风。

“前期中频炉办厂很赚钱，一块钱投入每年能有2毛5到3毛的回报，相当于25%-30%的回报率。”葛立说，“通常3年就能出本，最好的年景甚至有1块钱能分到8毛到1块利息的。”

尤其在今年春季行情下，炼钢成为产业链中利润最为丰厚的一环。

在“地条钢”利益链中，地方政府也分得一块蛋糕。林老板是2013年从福建省被“招商引资”到苏南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带来丰厚税收。

如果按照法定要求全额开票纳税，中频炉厂每年缴纳税费额惊人。首先，原料采购中的废钢需缴纳14.5%的废钢资源税；其次，利润部分需缴所得税20%和增值税14.5%。保守估算，仅一家年产30万吨的中等规模中频炉厂一年就能有1个亿的税收贡献。

这些动辄上亿的利税成了不少乡镇的主要财政收入。去年国家调查组查处的“地条钢”生产企业江苏华达钢铁公司就被当地镇政府视为财政支柱企业，多次被授予“特别贡献奖”。

林老板的中频炉炼钢厂曾经也是镇上纳税前五的大户。据其介绍，2015年到2016年间一共向当地政府纳税约4亿，已经超过整个厂全部投资额的两倍。

“地方已经享受了中频炉带来的产业红利。吨钢税收这么高，地方政府就是天然的合伙人。”葛立说。

为了地方GDP，个别地方“帮忙”变非法产能为合法的情况屡见不鲜。“其实很多中频炉产能都是批件不符，比如批文以铸造的名义，实际上是中频炉炼钢，供电供水的手续也是这样办下来的。”葛立告诉记者。

林老板也表示：“我们私企不可能去工信部拿到批文的，就先在地方政府这里立项审批，包括环保评估、安全评估这些手续都在地方上办。”

这解释了为何即便在2016年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淘汰落后产能之际，没有正规批文的“地条钢”企业的炉火依然烧得正旺。

“地条钢背后问题错综复杂，有地方政府利益保护、缺少市场监管，也有政府不知情等多方因素。”李新创说：“但去产能局势下的方向是明确的，对于违规产能绝不同情，现在有中频炉改建计划，这属于新增产能，也是决不允许的，必须维护市场健康发展。”

在去产能的高压之下，低端产能的生存空间愈渐狭窄。就在记者采访的江苏小镇上，刚落成的产业园区正开启又一轮招商引资。新的经济政策风向下，钢铁业已不再是香饽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