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德外大街中直一号院的餐厨垃圾处理间里，两台大型机器正嗡嗡地运转着，散发出轻微的发酵气味。来自小区内2100多户居民和一个食堂的餐厨垃圾，被它们“吞”进去，进行“深加工”。

北京德外大街中直一号院的餐厨垃圾就地处理机器。 郭颖摄

“每台机器每天能处理500公斤的餐厨及厨余垃圾。”物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孙春明说，通过生物降解的方式，70%多的餐厨及厨余垃圾在处理过程中变成了水蒸气和二氧化碳等气体，剩下的成了有机肥原料。

这种对餐厨垃圾进行就地处理的方式，已在北京30多个中央机关食堂及学校中进行推广。北京市城管委固体废物管理处处长林晋文说，还有128家中央党政机关食堂正在安装餐厨垃圾就地处理设施。

不过，这种就地处理的方式多应用于以财政补贴为主的食堂，尚未在酒店、餐馆等地施行。

“中国特色”难题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指出，餐厨垃圾处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难题。崇尚“以食为天”的中国人的餐饮习惯，决定了所产生的餐厨垃圾“高油、高盐”的特性，如果将其与生活垃圾混合堆放并进行焚烧和填埋，不仅资源化利用率低，而且易造成污染地下水和大气的环境问题。

不同于日本等国家由餐饮企业承担餐厨垃圾处理费用的做法，中国的餐饮单位所产生的餐厨垃圾目前不仅不用自己花钱处理，甚至有很多餐馆通过倒卖餐厨垃圾做“地沟油”或喂牲畜等生意。

中国人在餐饮方面的消费与日俱增，带来了餐厨垃圾的迅速增长。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问题尤其严重。

南宫餐厨垃圾处理中心的餐厨垃圾预处理设备。郭颖摄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首都4万余家餐饮企业、党政机关、学校食堂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量接近2600吨，预计在2020年达到每日2900吨。全市现有10座餐厨垃圾处理站，加上餐厨垃圾就地处理设备，每天能处理2000吨左右。

今年初中国公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将“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列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分项之一。

补齐处理能力“缺口”

为补齐每日高达数百吨的餐厨垃圾处理能力“缺口”，北京正在海淀、丰台、顺义等区新建餐厨垃圾集中处理设施，预计今年底试运行，餐厨垃圾日处理能力有望提高至2800吨。

位于北京大兴区的北京环卫集团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设计日处理能力400吨。每天，餐厨垃圾专用运输车将定点餐馆和食堂的餐厨垃圾，运至此处集中处理。餐厨垃圾经过固液分离机进行预处理，所分离出的固体物质进入南宫垃圾菌肥厂堆肥系统，液体进入渗沥液处理厂处理。

南宫餐厨垃圾处理中心，一辆餐厨垃圾运输车将餐厨垃圾倒入预处理设备。 郭颖摄

南宫餐厨垃圾处理中心经理张洋说，堆肥是比较成熟的餐厨垃圾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餐厨垃圾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

但他也指出，目前经餐厨垃圾处理产出的“肥料”销售渠道不畅，市场认可度较低。产出回报远低于处理成本，所以餐厨垃圾处理仍然需要财政补贴。

南宫餐厨垃圾处理厂处理的餐厨垃圾中，混杂了很多像一次性筷子、抹布甚至玻璃瓶子等杂物。这让张洋很头痛：“前端收集的原料品质不够，就会加大餐厨垃圾预处理难度，也必然会影响后端产出 肥料 的品质。”

“我们负责运输处理餐厨垃圾，但对餐馆的垃圾分类并没有约束力，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采取强制措施，将垃圾分类落到实处。”他说。

垃圾分类考验城市治理

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2020年底前，中国在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将在今年底对全部公共机构及500多家餐饮单位实施垃圾强制分类。

每天上午9点多，通州振冲情文化艺术餐厅的服务员把剩饭剩菜倒进绿色的专用餐厨垃圾桶，封闭好后，拉到餐厅大门口。接下来，通州京环公司的餐厨垃圾运输车会把垃圾装车运走。

北京环卫集团自主研发的纯电动餐厨垃圾运输车在定点餐馆收集餐厨垃圾。北京环卫集团供图

“一张餐巾纸、一根牙签、一根筷子，都不能混进湿垃圾里。”餐厅前厅经理王亮说，“回收员上门服务时一旦发现混装，就会向我们提出整改要求。”

刘建国认为，实施强制垃圾分类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将倒逼前端立法、制度、规范不断完善。他希望各地能够出台细则，从立法和制度方面对餐厨垃圾的源头管理、收运模式等方面进行规范和约束。

“餐厨垃圾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餐馆哪些环节要管，谁管最有效，如何建立奖惩机制，这些都考验着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刘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