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长期债务评级由Aa3下调至A1，展望从负面调整至稳定，而短期债务评级则继续保持最高级不变。
穆迪给出的理由是，在此次调降评级中所反映的预期是随着潜在的经济增长放缓，中国财政状况未来几年将会有所削弱，经济层面的债务水平将继续上升。
穆迪的报告还做了这样一个预测：在2018年底前，政府直接债务负担与GDP之比将逐步升向40%，到2020年底时将接近45%。未来五年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近5%的水平。
当天，中国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此次穆迪下调我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基于“顺周期”评级的不恰当方法，其关于中国实体经济债务规模将快速增长、相关改革措施难见成效、政府将继续通过刺激政策维持经济增速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低估了中国政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适度扩大总需求的能力。
“其实中国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外界虽然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但是中国财政状况还是很健康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情况还是相当好的。”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经济观察报
下调为哪般？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穆迪调整中国主权评级。
在2016年的3月，穆迪最新报告确认中国政府债券的Aa3评级，不过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穆迪称，本次下调因中国财政的持续疲软，这反映在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水平之中。在当时穆迪还连续将中国38家国有企业及授予评级的子公司、25家金融机构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2016年3月2日，新华网随即发文反驳了穆迪的说法，“此番穆迪下调中国评级展望的操作反映了一些海外机构对中国经济的某种习惯性看空。这种误读在于缺乏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中国财政的稳健度。西方评级机构的信誉早已备受质疑，其权威性和重要性均在下降。”这篇反驳文章还称，长期以来，西方评级机构把持着信用咨询市场的垄断地位，利用信用评级对西方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一褒一贬，人为制造“融资剪刀差”。“穆迪评级有失公允，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并且缺乏前瞻性”。
在2016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提问环节上，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向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问道，中国评级被下调，是否会影响亚投行？财政部是否打算和评级公司沟通，做一些正面的看法。
对此，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我注意到了评级的调整，但市场上并没有因此使得和中国主权债有关的指标发生变化，比如离岸人民币不跌反涨，也没有资金做空中国，我们不care他的评级。至于和评级机构沟通，我们不用给他们拜码头。”
但仅仅一年过后，穆迪将中国长期债务评级从Aa3下调至A1，展望调整为稳定。穆迪认为由于经济强劲增长对政策刺激的依赖性加大，债务上升将侵蚀中国的信用指标。虽然与其他主权政府相比，中国的GDP仍将处于极大规模，增长率也会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未来几年潜在的增长速度可能会下降。
穆迪还预计政府的间接债务和或有负债将会增长。穆迪估测2016年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余额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平台公司）的未偿债券余额在2015年GDP中的占比合计增长了6.2%，高于上年的5.5%。除了平台公司的投资之外，其他国企投资显著增长。未来几年公共部门融资和支出的类似增长可能会持续，从而将GDP增速维持在官方目标左右的水平。
穆迪认为尽管2016年一般政府预算赤字不高，约占GDP的3%，但穆迪预计到2018年和2020年政府的直接债务将逐渐升至GDP的40%和接近45%。
交通银行(601328,股吧)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显然依据不足，一系列论点与中国经济真实运行状况存在不小的差距。针对穆迪的说法，连平列出七个事实进行驳斥。
连平表示，中国经济体总体负债水平不高。从政府部门的负债来看，穆迪认为2018年底中国政府债务负担与GDP之比升至40%，到2020年底时接近45%。即便我们按更为宽泛的范围计算，2016年政府部门的负债率为46%左右，依然低于全球大多数国家。
在连平看来，中国的负债主要是内债，对外风险很低。不但中国整体负债水平不算高，并且负债结构尚属健康，主要是内债，外债极少。截止2016年末全口径下的外债总额为1.4万亿元，占中国债务总额的比重只有5.4%，占GDP的比重为13%。相对于全球主要国家，中国对外负债水平很低，并且具有大量国际收支盈余，对外风险很低。
此外，连平还认为，各部门债务压力不大，负债水平大幅上升可能性较小，而中国财政实力雄厚，财政状况较为健康。
风险防控
其实中国政府、财政部对于地方债务的问题一直非常重视。财政部在《新预算法》、“43号文”（即《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之后，对地方债务管理前所未有的加强管理，特别是从去年开始，财政部接连发文要求重视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并且处理一批违规举债的地区。
财政部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答记者问时表示，地方各级政府加快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15.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为80.5%。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2.01万亿元，两项合计，我国政府债务27.33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2016年GDP初步核算数74.41万亿元计算，我国政府债务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6.7%，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连平表示，虽然近几年经济增速逐渐下降，但财政收入从2009年以来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从财政政策来看，由于拥有雄厚的财政实力，财政政策使用空间较大。就经济增速而言，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6.7%，2017年一季度增长6.9%，处于世界前列，不但远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而且是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不过，财政部也不断指出，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融资问题仍时有发生，部分金融机构对融资平台公司等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时仍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担保承诺，部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等存在不规范现象。
对于穆迪评级中多次提到的融资平台以及或有债务问题，财政部认为融资平台公司在境内外举债融资时，应当向债权人主动书面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并明确自2015年1月1日起其新增债务依法不属于地方政府债务，防止误导投资者决策行为，促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2017年年初，中国财政部查处了部分市县政府和金融机构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题。在2016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明确我国将把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划分为四个等级，实行分级响应和应急处置，必要时依法实施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还提出，省级政府应当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处置纳入政绩考核范围。
连平表示，从债务增长情况来看，政府部门债务绝对水平不高且已经在降低，非政府部门债务水平正在去杠杆。从2013年以来，中国加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清理，新预算法实施后，我国逐步依法建立了地方政府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2013年政府部门杠杆率略微高于50%，目前已经下降到46%。从2015年开始中国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迄今为止置换额度已达约6万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正在逐渐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