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地方而言，基础科研能力是创新的源头活水、坚实地基。一段时间以来，从安徽创建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到浙江成立之江实验室，不少地方正在对标“世界一流”建立科研高地，补齐短板打造发展新引擎，开辟了城市新的竞争场域。面向未来，打开创新发展的“实验室”，或能激发发展新动能。下面，我们来连线浙江日报评论员王玉宝，听听他的看法。

——编者

最近几条跟科技创新相关的新闻，放在一起解读颇有意味。

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揭晓，清华、中科大、北大三位教授各获百万美元奖金， “大手笔”引发大关注;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阿里巴巴集团共同打造的之江实验室在杭州揭牌，瞄准了“国家实验室”。再往前，致力于前沿基础科学研究的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迎来了首届19位博士生入学，筹建中的西湖大学又向前迈出了关键一步。

从政府到民间，不断对基础研究追加投入，科技创新的观念无疑在变。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浅表性创新，而是不断将创新引向重大基础性研究;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作长期投入，期待实现真正能影响世界的原创性突破。

历史表明，竞争到最后，是科技创新能力的较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创造了不少奇迹。但是当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期，当努力向产业链高端挺进、积极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之时，浙江强烈地感受到基础科创能力的短板。仅从国内比较看，浙江的一流高校不多，大科学装置和国家实验室等方面还是空白，不仅与长三角兄弟省市差距不小，也与浙江的经济地位和转型升级需求不符。浙江要实现创新强省，就必须打造高能级的科技引擎。

一个高等级的科研实验室，能够成为重大科研成果的发源地，更能成为区域创新驱动发展的“中控室”。比如，最近安徽通过申报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就瞄准了量子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力抢占量子科技国际竞争的制高点。而之江实验室聚焦网络信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谋划建设智能云、工业物联网、大脑观测及脑机整合、量子计算研究四大科学装置，直指“汇聚全球科研人才的开放型创新基地，跨学科集成的平台型创新基地，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关键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于一体的枢纽型创新基地”。

当今中国，商业模式的创新和企业应用端的创新层出不穷。这固然可喜也不可或缺，但仅限于此，恐怕还是难以满足整个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难以形成面向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作重点说明，在去年的全国“科技三会”上，又再次强调“要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抓手，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而当越来越多的“地方力量”自觉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把科技创新目标瞄准战略性、前瞻性基础领域，意味着新的创新矩阵正在形成，我国科技创新正在进入纵深领地。

“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施一公说：能获大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过去十多年对基础研究的连续投入，不然是万万没有可能的。无论是科技体制改革、“双一流”建设等顶层设计，抑或是蛟龙探海、嫦娥奔月等“大国重器”的重点突破，都可以看到，我国正在朝着科技创新的方向实施战略突破。当国家、地方、高校、企业都一同为此砥砺奋进，我国必能“在战略必争领域打破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奠定民族复兴的坚实基石。

未来的世界是科技的世界，想要走在世界的前列，那么就要在科技上加大投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永远不会变。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抓好科技创新、加强科技供给，就抓住了牵动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经济总量已稳居全球第二，但不少领域依然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环境压力日益增大，消除贫困任务紧迫，民生问题牵动人心……从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到生态文明、国家安全，都呼唤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成果蓬勃涌现。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科技创新激发新动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依赖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老路已越走越窄，亟须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从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寻求根本性转变。为此，必须深入研究解决经济和产业发展急需的科技问题，围绕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等需求，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产业和产品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