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国务院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从发展战略、市场定位方面，把民营经济、小微企业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同时要把改进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发展普惠金融等放在董事会、高管层工作中更加重要的位置。

同一天，证监会也在盘中发布声明，将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减少交易阻力和鼓励价值投资等三方面加快行动，改革资本市场。A股由此翻红，上涨超过1%。

这自然是与刘鹤接受采访、金稳委会议一脉相承的政策信号。与会的工行董事长也表态，坚持不唯所有制、不唯大小、不唯行业、只唯优劣，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

融资难和融资贵，向来是民营企业反映集中和强烈的问题。在货币宽松乃至超级宽松的周期，流动性泛滥，民企的贷款和发债相对容易，还能“雨露均沾”，并且借助影子银行、资管通道和民间借贷，融资不成问题。但当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敞口频频“爆雷”，企业资金链紧张，银行不良率上升，这个时候银行往往出于“经济理性”而倾向于中央企业、地方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不强，自然处于融资鄙视链的底端，而商业银行也面临着“精准灌溉”和“道德风险”的两难。

当前，民营企业的流动性困难，都是在上个宽松周期过度融资和高杠杆的结果。虽然是“自酿苦果”，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制度差距”所致。去杠杆之下，中小微民营企业压力最大，甚至大型民企上市公司也集中债务违约。民企不仅获得贷款的直接融资成本和间接交易成本高企，在资本市场的发债成本也水涨船高甚至难以发债，时间一拉长，非常容易形成“踩踏效应”。

去杠杆，挤泡沫，当然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经之路，过于依赖信贷刺激的增长模式必须到此为止。但对去杠杆中的民企，货币和信用双双收紧，这并非央行所乐见，后者更希望是紧货币、宽信用，良币驱逐劣币，而不是只驱逐民企。

目前，从决策层到监管层，金融支持民企的政策正在稳定市场预期，自上而下地“纠偏”，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民企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过，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在短期内释放监管红利和流动性之外，更重要的是解决整个市场营商环境的问题。

建立友好型的市场营商环境，政府正在持续发力，但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任重而道远。因为市场营商环境建设，不在管理型调控手段的增减和调剂，而是致力于信用、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法治体系的构建和完善，致力于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廓清权力和权利的界限。这个更长远、更治本，也更费时费力。但只有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优化，才能与短期监管机构示好一道构成，破解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长短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