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层面保障新能源地位
“能源供给侧改革，核心是要实现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和资源的重新配置，能源作为最重要的资源要素，没有法律作为支撑不行，仅仅靠政策、红头文件只能起到短期效果。”张传卫说。
为此，他建议要制定中国特色的“清洁电力法”，把“绿证”制度问题、消纳调度问题、补贴问题、配额问题、社会资本参与问题、多元办电问题，以及电改9号文件关于分布式能源的问题，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范能源生产、供给、消费、行为习惯，依法推动经济低碳转型，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弃风弃光电量接近500亿度，相当于去年新增风电装机全年发电总量。张传卫认为在这一状况下，有必要建立“绿证”制度，用市场化机制促进新能源电力消费，强化新能源市场供给优先权。对于清洁能源电力，凭“绿证”配额可优先上网，优先出售；对于新能源建设没有达到指标的地方，强制从其他地方购买“绿证”、交易新能源；能源消费企业必须持“绿证”配额首选新能源并以此得到国家政策优惠。
目前，我国已在七地开展碳交易的试点工作。张传卫表示，碳交易和绿证交易都具有绿色属性。一个是在前端保证生产清洁电力生产；一个是在末端保证清洁电力消费，实现节能减排。
对于此前不久出台的《关于建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目标引导制度的指导意见》，不少人认为这是弱化版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与业内期望值有较大距离。张传卫则认为，文件中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全部发电量的具体数字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进一步确认了新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地位。接下来，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要切实推进，也必须配套有法律约束力的惩罚机制。
“无论是配额制、绿证制度，还是补贴制、消纳问题，都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包含清洁能源从开发到运营的完整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张传卫说。
解决弃风弃光关键靠机制
在张传卫看来，要解决弃风弃光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机制。从根本上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度问题、配置的优先权问题。
“必须厘清谁给谁调峰的问题。在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向替代能源转变的大趋势下，不应是风电、太阳能给火电调峰，而是火电给风电、太阳能调峰。在量的保障、调度机制、配送供给机制上，先清洁能源后化石能源。当然，在推进过程中，要靠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宏观调控。”张传卫说。
去年，我国新增风电装机超过3000万千瓦，刷新了历史纪录，但业内普遍预测今后几年风电新增装机将明显回落。
张传卫预测，2016年风电新增装机将在2000万-2500万千瓦。他认为，下一步，大规模集中的风电场开发趋于减少。分布式离网型风光储互补型发电系统，甚至发配售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将成为“十三五”风电乃至清洁能源开发的新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风电制造企业要从单一的风机提供商向系统集成商和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商转变，从卖电、卖设备向资产管理转变。”张传卫说，“目前，我国风电制造行业商业模式创新严重不足，无法支撑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型。根据国际经验，制造是GE、西门子等跨国公司的核心，但支撑其盈利的却是租赁和金融板块。所以，我们也必须进行商业模式的创新，支持新能源装备企业建立金融和融资租赁公司，支持风电行业建立全生命周期的资产管理公司。”
“三个中心”支撑新能源强国
回顾起中国风电发展的历史，张传卫颇有感慨。他说，中国刚开始风电开发时，兆瓦级风机还是个奇迹。现在全球最大的单机和海上风机都来自中国，抗台风型、高原型风机也来自中国。中国风电的技术、标准、施工等已经开始走向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不过，张传卫也坦言，整体来看，我国新能源发展仍面临着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储电、太阳能、风能都存在类似的困境。因此，他建议把新能源核心技术创新研发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可考虑设立新能源创新国家基金，参与支持国内外新能源重大新技术研发，创造条件让全球新能源高端人才、技术、资本向中国汇聚、流动，支撑新能源中国创新、创造，把中国打造成世界新能源技术研发中心。
此外，伴随新旧能源交替的“拐点”来临，世界对新能源高端设备需求巨大，给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输出高端装备制造带来了难得机遇。应把新能源和高铁、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和输出放在同重并举的地位高度重视，使其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主力产业，借此机会把中国打造为世界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中心。
例如，以项目带动产业创新，以规模化开发带动海上风电系统技术、系统装备的研发，包括海上风机、海工装备、运维设备等。上游可延伸到原材料，包括大型叶片的复合材料、高分子材料研发。下游可以推进整体解决方案，不仅提供整机而且提供服务型制造，包括下游的整体设计、海工设计、施工工艺等，形成整体解决方案。
除了上述提到的研发中心、制造中心外，张传卫还提到，在传统化石能源时代，游戏规则和话语权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在当下的可再生能源时代，中国基本上与世界同步甚至处于领跑地位，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机遇，主导新能源标准化的各项规则制定，提供清洁能源服务的中国模式，成为世界清洁能源交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