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下半年以来,在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发挥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及时出台稳投资政策,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止跌回升和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担忧和疑虑,有的甚至把稳投资政策贴上“新4万亿”的标签,认为这是在搞新一轮“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这是对稳投资政策的片面理解。
一、稳投资是应变而为的重要举措
稳投资政策是在我国经济运行出现新变化、经济发展面临新要求的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投资增速过快下滑对稳投资提出了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加强补短板、强弱项投资提出了新需求。
稳投资是有效遏制投资需求过快下降的需要。2018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月回落,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出现大幅下跌,对经济平稳运行和市场预期形成较大干扰。稳投资政策的及时出台可有效扭转投资增速持续下行的局面。
稳投资是即时保障稳增长稳就业的需要。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速,是解决发展问题的前提和保证,也是保就业、保民生的重要保障。投资作为内需中的快变量,对稳增长稳就业效应是即时显效的。在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将产生对建材、设备及劳动等中间需求,直接拉动经济和就业增加。
稳投资是优化供给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转变都要求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合理稳定的投资增速,从而既优化存量供给结构,也补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短板。
稳投资是助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需要。我国国内消费市场扩容潜力巨大,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通过稳投资加强消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快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现代流通、信息网络、民生和公共服务等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改善提升消费环境,积极拓展消费新增长点。
二、当前稳投资具备现实可行性
稳投资政策不仅具有客观必要性,而且从基础条件、政策操作、资本存量看,也仍有积极可为的空间。
我国储蓄率水平一直较高。高储蓄水平为投资提供了充沛的资金供给,投资增长主要依靠国内储蓄的支撑,并未过度积累外债,投资增长较为健康。2016年,我国储蓄率高达45.7%,明显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有发力空间。多年来我国财政赤字率一直控制在3%以内,特别是2018年我国主动收缩财政赤字率,为今年适当提高赤字率创造了有利环境。政府债务规模安全可控,2017年全国政府负债率、债务率均低于国际通用的控制标准参考值。
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条件实施逆周期调节。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都还有调整空间,定向降准,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等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几家抬”的政策合力将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综合运用信贷、债券、股权“三支箭”,一方面可以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纾困,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
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我国民生领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设施不足,人均公共设施资本存量仅为西欧国家的38%、北美国家的23%。这些都表明我国在保持投资强度、蓄积资本存量上还有较大空间。
三、此轮稳投资指向明确,决不是“大水漫灌”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轮稳投资政策具有“宏观稳健”“精准作为”和“综合普惠”3个明显特征,既不是新一轮的强刺激,更不是“大水漫灌”。
稳投资政策的支持方向是精准的。此轮稳投资政策“调结构、强弱项”的特点十分清晰,不会导致新一轮的产能过剩,不是所谓的“大水漫灌”。在制造业领域,精准支持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培育壮大新动能等投资项目。在基础设施领域,精准支持易地扶贫搬迁、“三农”建设、城际交通、物流、能源、信息网络、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等投资项目。在房地产领域,精准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改造棚户区和国有工矿区、林区、垦区棚户区,加快推进租赁住房建设。在社会民生领域,精准支持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投资项目。
稳投资政策的支持对象是普惠的。此轮稳投资政策注重全社会投资的协同并进,而不只是政府投资的单兵突进。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常被视为投资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副产品。此轮稳投资政策高度重视改善投资环境,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深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全面放宽市场准入,推出多轮普惠性和结构性减税降费,增强民营企业的获得感,有针对性地解决民间资本不能投、不愿投、不敢投、不知往哪投等问题。2018年民间投资延续了向好态势,增速高出同期整体投资增速2.8个百分点。
稳投资政策的支持环境是稳健的。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大环境是稳健的,而不是扩张的,这就决定了此轮稳投资政策只能是稳健的。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供给总闸门得到了很好的调节。定向调控特征更加明显,多次运用定向降准工具,深化对民营、小微企业等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在财政政策方面,更加注重通过减税降费的形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同时显著强化了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管理力度,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投资行为得到明显收敛。
需要强调的是,为确保稳投资政策的精准作为,必须切实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政策之间的协同,强化政策约束,守住“三个不放松”:一是守住地方政府债务规范管理不放松,严防各级地方政府在稳投资中形成新的无序扩张。二是守住金融严监管不放松,严禁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脱实向虚”积聚金融风险。三是守住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放松,坚决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严禁资金违规流入楼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