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对2020年宏观政策取向进行了定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这是中国宏观政策连续第10年采取“积极+稳健”这一组合。不过，在老组合的背后却有着新的内涵。
财政、货币政策基调10年未变
为何连续10年定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尽管外部环境风云变幻，但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中国经济正在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行进，宏观政策连续10年定调未变，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出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信心，有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赵锡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十三五”规划和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早就确定了，每年中国按照目标和制定的工作安排稳步推进，没有出现经济的大起大落，也没有出现各项重要指标的大起大落，政策层面也没有大起大落。
“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促进结构的调整，托住基本的经济底盘；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相对充裕合理的流动性，让经济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运行。”赵锡军指出，从这个角度来讲，财政政策来托底和推动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保证经济有足够的“润滑油”，中国经济这部“机器”就能相对安全稳定地运行，实现既定目标。
老组合背后有何新内涵？
——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结构调整、保民生
在财政政策方面，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
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则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
对比可以发现，今年的表述更为具体，“加力提效”变为“大力提质增效”，而且提出“注重结构调整，坚决压缩一般性支出，做好重点领域保障”。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提质增效，要扩大公共支出总水平和落实减税降费，为稳增长提供更好的支持；另一方面，更加强调结构调整，加大支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支出，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加大对民生的保障，确保社会政策要托底，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运行。
赵锡军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发生一些变化，放在结构调整和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率上。提质增效实际上是把基本的、主导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和经济发展的新要求结合在一起，保持目标和政策的一致性。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减税之后，明年预计减税的空间比较小，财政赤字预计不会有明显的提升，2020年的财政政策会更突出重点。
——货币政策更注重灵活适度
在货币政策方面，会议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对比可以发现，稳健的货币政策由“松紧适度”变为“灵活适度”。
赵锡军指出，“松紧适度”更多从规模的角度，从投多少货币量的角度，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数量规模的调控手段。而“灵活适度”意味着会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新的问题和挑战，增强政策灵活性。
赵锡军表示，货币政策不再是讲求数量型的政策，而是要倾向更加灵活、更加市场化的政策工具，这和2019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革、效率明显提高有关系。所以能够做到通过灵活的工具的使用来把要传递的信号传递给市场。
曾刚也指出，松紧适度指的是量，灵活适度更多是指的是方向。现在整个货币政策面临的外部环境比较复杂，一方面稳增长是当下最大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也存在着CPI上涨的压力。如何在稳增长的同时，防止演化成大水漫灌、资产泡沫和通胀，意味着货币政策要根据实现实状况的不同进行权衡，保持一个灵活的姿态，在多重目标当中，去寻求一种动态平衡。
央行行长易纲近日撰文指出，把握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需做到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以及精准滴灌，引导优化流动性和信贷结构，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没变，更加注重以改革方式提升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提升货币传导效率，加大结构调整力度，通过LPR改革推进，带来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下降，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强调跟其他政策形成合力
另外，会议还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曾刚认为，和以往不同，之前是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而这次强调的是更大范围内的一个综合协调。
在曾刚看来，这种综合的协调，意味着从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整体制度设计的角度，要更好地去把握各类政策之间相互效应的影响和关系的叠加。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有助于促进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实现，而反过来，这些政策也能带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更好地把握各种政策之间的这种勾连关系，更好发挥宏观调控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