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网发表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文章表示，去产能终于破冰，反映政府在“稳增长”巨大压力下，主动出击，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的表现。然而“既要产能退出，又要尽可能重组，少破产”，“让大量职工工作不丢”的领导人表态也显示了对待去产能工作的矛盾心态和难度，表明深处于产能过剩的困境之下，去产能工作已无可回避，不得不为之中亦透露出有些许无奈之意。

产能过剩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不仅困扰着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传统行业，而且太阳能、风能等新兴产业也难逃厄运。产能过剩行业整体亏损，机构繁杂，人员工资难以保证，困境之下，常年来依靠银行贷款不断展新，地方财政持续补贴度日，整体而言拖累中国经济。

产能过剩风险之所以值得重视还在于来自国际经验的警示。日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爆发的房地产泡沫与其后三十余年的经济衰退令人不寒而栗。实际上，对比当前中国与日本危机之前的情形，不难发现，其实已有不少相似之处，如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政策效用递减、货币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等等。同时，危机爆发前的日本经济同样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大量僵尸企业占据社会资源，避免创造性破坏，长此以往，风险积聚导致最后以危机形势爆发，最终陷入流动性陷阱，亦值得中国引以为戒。

如何去产能是个难题，当前中国决策层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严格控制增量;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完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做好职工安置;通过债转股能降低杠杆率和提升再融资能力，并能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深层次上实现产能过剩行业的重组。

文章称，期待是好的，但可以预见，上述措施在落实中，仍将面临难题。比如，当前决策层去产能的思路体现了一种平衡思维，既要去产能，又要保就业，但也面临理想状态推进的不确定性。试想在市场条件下，如果企业财务状况若已达到破产境地，反而要求兼并重组，具体操作是由市场还是行政手段主导呢?由谁来出面?倘若任务又会落到国企肩上，是否有违于国企改革初衷?

同样，如何做好职工安置，避免大规模社会问题出现也至关重要。然而，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3月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也提到，做好职工安置问题离不开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但是，当前来看，上述改革进展仍然缓慢，现收现付在保障体系所占的比例仍然相当高，现在的人还承担着过去中老职工的养老保障负担。养老金账户可携带性不足，也是职工转岗再就业的体制性障碍。

此外，备受期待的债转股，能否对于去杠杆、化解产能起到很好作用?理论上可以，但在国有企业改革推迟，企业经营行为无法实现市场化运作的当下，如何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进行公司决策仍然是个难题。试想进驻被整合的国有企业的懂事会成员，在现有体制下，行政级别很可能低于需要纾困的企业管理者，这种情况下，如何履行其对公司治理监督的职责效果存疑。

如此看来，与市场化国家去产能有所不同，中国式产能过剩的化解绝不能仅就去产能而“去产能”，要从制度性、体制性原因出发，配合以行政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价格改革、金融与财税改革等多项措施协调推进，才能达到标本兼治，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危机的初衷。